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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幾年前首次見識中國大媽的廣場舞，覺得那個畫面很美，是一道香港容不下的好風景。這不過是港漂生活日常的小確幸，自覺小事一宗，從沒特意跟人分享。時移勢易，隨著「本土派」在旺角假日行人專用區「驅大媽」，後網民醞釀以「潑水節」驅趕，大媽廣場舞竟成為了社會焦點。

觀乎網上言論和身邊朋友，對廣場舞反感的較多，欣賞的如我是少數，這點我承認，反正我是怪人。反對廣場舞的論點我歸納出幾個，最多人持的態度是聲浪太大擾民，也有未經證實的說法是大媽販賣色情，另有專欄健筆說「革命歌舞」品味低俗，「屆臨收經，這個年紀的女人特別兇猛」，「如果你也學過芭蕾舞，⋯⋯看見這些大媽進駐香港街頭唱跳紅歌舞，以你的文化修養，不要告訴我，你沒有優越感」，亦有公知表示「內地大媽係文革成長一代」，乃內地輸入的政治工具，「冇知識冇文化，但懂政治」，是重慶模式，「乃文革政治文化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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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書比健筆少，學識比不上公知，但讀著他們的文字，我只覺心寒。健筆邊赤裸裸歧視邊說自己沒歧視，公知以人的出身背景為驅趕大媽背書，與其說是提防文革，不如說是延續文革，需知文革的恐怖之一正是把人按出身分類，判斷好壞。

更何況，廣場舞也源於更久遠的少數民族集體舞，近一年國內最流行的伴舞樂是紅極的流行曲《小蘋果》，那之前也很多時候是老歌、粵曲和國粵語流行曲，參與的除了大媽還有更老的「大大媽」和大叔大大叔，氣氛輕鬆休閒，就算完全否定其藝術性，起碼是種運動和娛樂。強行把廣場舞跟文革紅歌畫上等號，非常粗疏。「政治化」之說一向在港被濫用，但這種把廣場舞上綱至「大媽政治」的公知和乘機在驅趕行動高叫「愛國愛港天經地義」的愛字頭，正是把事情政治化的完美演繹。

至於廣場舞聲浪擾民，那是合乎事實的合理指責。我無法也無意替大媽就此辯護，但這個議題跟公交上是否應談電話，公園是否適合遛狗，行人專用區是否容許賣唱，馬路是否可以踩單車等本質差不多，不同城市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場景的承受能力不同，適宜留待多元社會磨合出一套公德共識，加上小量立法被動執法處理，無論訴諸行動驅趕還是主動執法，只會造成恐怖的單元社會。

前面提到廣場舞的畫面很美，我只是凡夫俗子，並非大媽叢中出西施。我說的美，是那個老有所娛，一班老友記載歌載舞，實現自我，在城市裡輕鬆愉快享受生活的情景，它大大衝擊到城市裡就是拼命賺錢，主婦就是困在家裡煲師奶劇，老了就該低調而不見天日的港農概念。

在退休生活沒保障，路邊替街坊修修單車都會被票控，寧願每區派一億去建無中生有的設施都不面對老人院環境惡劣問題的香港，老有所娛，根本從沒進入社會議程。一直有個心願，想開發適合老友記的手機或者平板遊戲。兒童遊戲和教育軟件是公認的大茶飯，因為兒童要怎麼花錢，家長都願意埋單，然而年齡層另一端，老友記遊戲要賺回成本卻是極大挑戰。人生階段的兩端，社會關注度的落差很大。

缺乏商業模式，心願實現遙遙無期。清楚我想法的同事調侃，等到我有天付諸實行去開發老友記遊戲，我自己已經是目標用戶之一了。這個梗於我而言，毫不好笑，因為它過於寫實了。

＃圖：老友記iPad遊戲《今天吃什麼》，By INSIGHT Center, Elder Welfare Promotion Group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5.07.05 “Ryu vs Ken” 專欄

風和日麗的週四下午，在火炭某工廠大廈的飯堂，跟《小朋友齊打交》的作者 Marti 下午茶，碰上其他「炭谷」同行，紛紛朝拜偶像，加好友，索合照。是的，人稱小熊的 Marti 是行內的標竿人物。雖然他打趣說我是他偶像，我卻要認真講他是我偶像。

憑什麼？金融界的偶像有眼光有自律，透過投資賺大錢；娛樂圈的偶像有外貌有才藝，透過表演賺名利；遊戲圈的這位偶像，二十年前會考畢業開發出《小朋友齊打交》，整代人都玩過。沒因此賺到什麼錢。

不，難能可貴的不是風行一時的遊戲，也不是沒有以之賺錢的藝術家命運，而是一手包辦遊戲設計、美術、編程，一直目標做出讓人打得緊張冒汗的格鬥遊戲，自小清楚自己追求甚麼，二十年來不曾動搖。他還在我的同系唸書，我們在中文大學泳池邊初次見面，到畢業後共事，到後來離開公司開發《小朋友齊打交 2》，到他婚後少了孩子氣，不再人如其名小熊，到最近他推出手機格鬥遊戲《英雄大作戰 X》再次見面聊天，大家兩鬢略白，一切都在變，他卻由此至終都在研發理想中的格鬥遊戲。我從沒見過他咬牙切齒說話，但他的身體力行卻一直提醒著我，無論世界怎變，有些事情不要變。追求與其聲嘶而力竭，不如沉著而快樂。

有本事獨立開發出膾炙人口的遊戲固然是異數中的異數，但熱衷遊戲，一直夢想「我要做遊戲」的年青人，多年來我在中港認識很多。在大陸見過的，有成功的有正在堅持的也有更多失敗的，通通付諸實行過。想做，喜歡做，而遊戲業又是個有前途的行業，沒有不嘗試的道理。印象中唯一比較掙扎的是個生於律師世家，因父母之命唸法律，結果還是在敝公司做遊戲設計的。

香港呢，熱衷遊戲的年青人同樣不計其數，卻有一大部份違心地進了其他行業，有受家庭壓力的，社會壓力的，有抵不住其他更有錢途行業誘惑的，也有自以為放棄打機專注賺錢養家才是成熟的。上月有篇廣為流傳的報導，說 Facebook 創辦人 Mark Zuckerberg 肯定小孩打機的貢獻，因為 “I definitely would not have gotten into programming if I hadn’t played games as a kid”。分享文章的人，當然是為了打機的意義護航，然而讀清楚，Mark 只是說玩遊戲值得鼓勵，因為能引起玩者對編程的興趣，想說的還是意義在編程在工程，而不是打遊戲本身。美國尚且這樣，香港社會對打機的成見固然更深。反而，被文革打得道德觀片片碎，各項體制和社會共識還在發展的大陸，做遊戲所面對的道德包袱最輕，商業模式要打破的既得利益和既有概念最少。這不單體現在遊戲業，也廣泛體現在資訊科技和傳統行業，網購、支付、金融、交通、住宿、教學、家傭、電影電視音樂出版，還有很多很多。港人在貶「國情」褒「本土」時還需搞清楚，核心價值必須捍衛，既得利益和過時道德卻有待打破。

關於本地資訊科技和創意工業的發展乏力的原因，網上大量真知灼見，自己以前也著墨不少，與其三幅被，不如說件小事。幾年前有次跟小熊在炭谷大排檔下午茶，都已成家置業的大家居然談起「mortgage hacking」，研究怎樣在視創業者為無產階級的香港銀行體系申請按揭。這番重聚，大家幾年來的心力全部花在事業，帶來的收入卻遠遠追不上物業的升值。在香港，投入和產出，價值和價錢的錯配，盡見於此。我敢說，一千項鼓勵創業創新、扶持弱勢行業的措施，抵不上一個高房價政策。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5.06.21 “Ryu vs Ken” 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