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家媒體報導，香港公共圖書館下架大量書籍報章。
除了歷史上所有《蘋果日報》被下架乃人所共知（法理基礎則是沒有人知），傳媒整理出來的下架書還包括黎智英、司徒華、尊子、區家麟、戴耀廷、吳靄儀、鄺俊宇等多人的著作，而且不見得都牽涉政見，更包括遊記、金庸評論甚至愛情小說。
公共圖書館守則蕩然無存
從去年《誌》統計出 28 本書被下架[1]，到新近《集誌社》的統計[2]，已經去到 255 本，數字何止以幾何級數上升而已。合理推斷，真正的數字遠不止於此。邏輯很簡單，就當你是個有百來本藏書的普通人，假如我拿掉當中十數本而不告訴你，你是極難知道缺了幾本，缺了哪本的。你是自己的圖書管理員尚且這樣，香港公共圖書館的「管理員」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拒絕公開下架書名單及數字，要統計出完整名單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記者只能透過「去年搜索時還有，現時搜索已經消失」之類的方法去對比[3]，找出一部分。
下架潮亦蔓延至學校圖書館，教育局的官方說法雖說「有清晰指引」，原則是收藏「配合學生學習需要及優質」的圖書，實際上紅線卻是無人知曉，唯一清晰的是任何財政預算，甚至是否殺校的大權都由官方掌握，不少學校明哲保身也好，忍辱負重也好，紛紛下架《1984》、《動物農莊》甚至魯迅的著作[4]，荒謬絕倫。
對於政府的再一次無理舉措，愛書人痛心，坊間議論紛紛，林妙茵在〈誰會說 enough is enough?〉[5] 翻出 2009 年政府於「公共圖書館內與六四事件相關的書籍」的書面回覆[6]：「香港公共圖書館一直以來均遵守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公共圖書館宣言』的各項原則採購圖書館資料，為讀者提供一個均衡及多元化的館藏，以配合不同年齡及各階層人士對資訊、研究、自學及善用餘暇方面的需要」[7]，清楚揭示這些年來的崩壞。
我自問寫不出更好的評論，況且就算我真寫得出，對著無須向人民交代的政權，也注定沒有意義。我的評論很簡單，這些主事的官員都是小學雞（粵語的「中二病」，不，從中二再降到小學，應該是更遜一籌），連遊記和金庸評論都通通下架，只為彰顯「我話事，我唔受你玩，吹咩」。跟毫無文化的官員談「公共圖書館宣言」，根本對牛彈琴。
所謂「國安」早已被無限演繹，現在連演繹都嫌麻煩，特首回應記者提問，乾脆說「這些書仍在書店有售，如果市民想買，可以去買」。且不說很多被下架的書早已絕版，就算書店仍有售，如果「市民可以在書店買」也能成為下架的開脫，圖書館要來有個屁用，難道圖書館只收藏坊間買不到的禁書？
Hong Kong DeCentral Library
不過，細味特首的話，我卻發現裡面隱含了三大洞見。
- 這些書並非禁書，只是圖書館不再收藏而已。
- 想支持這些作者和出版社，還是自己到「下架書店」買吧，反正在圖書館借閱不會為作者帶來收入。
- 想保育這些作品，自己買回來好好保存吧，政府已經用行動說明，越是值得保存的文獻，圖書館越是銷毀，說下架就下架（不，我又錯了，根本就沒有說，只是傳媒查出而已）
受到特首的啟發，我決定自掏錢包，成立「香港去中央圖書館」（Hong Kong DeCentral Library，hkdcl.org），自己圖書館自己建。（說好了的「不再開坑」呢！？）
HKDCL 但求做一件事：掃瞄香港的紙本書報雜誌；畢竟，單是這一件事恐怕就得花上一輩子。我會購買專業的掃瞄器，聘請兼職，替朋友掃瞄已獲版權持有人授權製成電子版的書報，方便長期保存，也為日後進一步發展鋪路，比如說，只要版權持有人同意，掃瞄後的電子檔更可進一步出版成電子書。
請大家不要習慣恐懼，把事情想得太敏感，或者太複雜，我尊重知識產權，況且我膽小如鼠，連不合情理的法律也會緊守。HKDCL 不是跟政府對著幹，反而是自資替政府做其該做而不做的事。我們提供的，只不過是比昔日旺角中旅社商場內的複印店，先進一點點的服務而已，又或者如果你對美國有點認識的話，大可以把服務想像成 Kinko’s（咦，怎麼這個名字有點熟？）礙於資源極度有限，加上種種考量，恕 HKDCL 暫時不對外服務。如有查詢，可直接給我發電郵：[email protected]
我雖然喜歡閱讀與寫作，但不以愛書人自居，在資源緊絀的情況下成立 HKDCL，是考慮到過去幾年錯過很多保育香港歷史的機會，刻下的我，就像《大話西遊》的至尊寶，接受任命，戴上金剛圈，希望彌補遺憾。
借至尊寶的話：「曾經有一批珍貴的書籍放在我面前，我沒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時候我才後悔莫及，人世間最痛苦的事莫過於此。如果上天能夠給我一個再來一次的機會，我會對那些書說三個字，我 keep 你。如果非要為這些書加上一個期限，我希望是……一萬年。」
圖書館是社會的公共財
以上談及圖書館的重要性，相信沒有人會質疑，不過其實，你有多久沒去過圖書館了？
小學時代，我經常和同學去沙田瀝源圖書館借閱衛斯理，雖然那裡小得像私人會所的閱讀室，只有 2 千平方呎（56 坪）左右，卻充分發揮了圖書館應有的功能，並未因為倪匡反共的立場而下架衛斯理，讓童年沒錢買書，沒地方放書的我們吸取知識，培養閱讀興趣。
倪匡先生曾在《追龍》的前言寫下「要毀滅一個大城市，不一定是天災，也可以是人禍。人禍不一定是戰爭，幾個人的幾句話，幾個人的愚昧行動，可以令一個大城市徹底死亡」，真箇神預言。倪先生又於 2019 年說過「言論自由是一切自由之母，沒有言論自由便沒有任何其他自由」，假如他尚在人間，定會對當下的無恥政權直斥其非。
升讀中學，沙田中央圖書館開幕啟用，簡直覺得，嘩，不得了，好大啊，應該甚麼書都能找到吧。近年重臨舊地，難免有種「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的感覺。當年經常到沙田圖書館，不是因為我有多喜歡閱讀，而是它正好位於學校和我家之間。位於人流核心，讓市民不經意地流連，接受書本薰陶，培養閱讀興趣，正是圖書館應有的功用。
在中文大學的時代，除了 U-lib，我較常去聯合的胡忠圖書館，因為政治及行政的藏書比較集中。不過其實，相對於圖書館，還是更常泡碧秋樓和電腦實驗室，雖然當時的網站都非常陽春，卻是個很開放的年代，沒有 Great Firewall，沒有審查，只有互聯與交流。如果把 Internet 理解為「世界圖書館」，我也稱得上終日流連圖書館。
畢業後，我忙於適應另一個世界，有好一陣子幾乎絕跡於圖書館。不過自從 2021 年初失業（又稱斜槓、全職寫作），除了香港的茶餐廳、台灣的 cafe 外，另一個我流連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公共圖書館。最近的文章，就有兩三篇是在圖書館寫的。
公共圖書館是社會的縮影，有時候，我會快速翻一遍當天以及前一天的報紙，不是為了知道真相，而是取得印象，報紙都在說甚麼，怎麼說。還不夠的話，我還會翻翻雜誌。更多時候，我會一邊寫文章，一邊看著屏幕以外的眾生相，他們一般不是穿著校服的學生，就是我這種無業遊民，畢竟我都是在傳統辦公時間去圖書館。雖然稱不上甚麼科學統計，但從這些人的衣著、配備，通常讀哪一份報紙、哪一版，甚至閱報時的表情，總能感受到一個大概的、在地的印象。報紙架上剩的永遠是文匯、大公，難道會是巧合？
既云眾生，當然也有些人去圖書館不為書報雜誌典藏，我自己有時候就從頭到尾不碰館內的書報，甚至也不會用政府的 WiFi，只是用自己的筆電和 tethering 上網。我可能有點另類，但一直滑手機的，二人成行的交頭接耳，光是坐著打瞌睡的，都十分普遍，對他們來說，公共圖書館就是個有瓦遮頭，有空調的「榕樹頭」，雖然很難稱得上愛書之人，但他們都十分尊重這個公共空間，以及圖書館作為人類知識寶庫的神聖地位，至少比刪除人類歷史的管理者強得多。
圖書館保存人類歷史文化和普及知識，也是社會的縮影。希望大家多多關注，同時也珍惜社會資源，去你的香港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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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credit: CC-BY edwin.11, rem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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