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9.15 更新:HKDCL 香港去中心圖書館已於日前結束運作,完成歷史使命。)
近日多家媒體報導,香港公共圖書館下架大量書籍報章。
除了歷史上所有《蘋果日報》被下架乃人所共知(法理基礎則是沒有人知),傳媒整理出來的下架書還包括黎智英、司徒華、尊子、區家麟、戴耀廷、吳靄儀、鄺俊宇等多人的著作,而且不見得都牽涉政見,更包括遊記、金庸評論甚至愛情小說。
公共圖書館守則蕩然無存
從去年《誌》統計出 28 本書被下架[1],到新近《集誌社》的統計[2],已經去到 255 本,數字何止以幾何級數上升而已。合理推斷,真正的數字遠不止於此。邏輯很簡單,就當你是個有百來本藏書的普通人,假如我拿掉當中十數本而不告訴你,你是極難知道缺了幾本,缺了哪本的。你是自己的圖書管理員尚且這樣,香港公共圖書館的「管理員」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拒絕公開下架書名單及數字,要統計出完整名單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記者只能透過「去年搜索時還有,現時搜索已經消失」之類的方法去對比[3],找出一部分。
下架潮亦蔓延至學校圖書館,教育局的官方說法雖說「有清晰指引」,原則是收藏「配合學生學習需要及優質」的圖書,實際上紅線卻是無人知曉,唯一清晰的是任何財政預算,甚至是否殺校的大權都由官方掌握,不少學校明哲保身也好,忍辱負重也好,紛紛下架《1984》、《動物農莊》甚至魯迅的著作[4],荒謬絕倫。
對於政府的再一次無理舉措,愛書人痛心,坊間議論紛紛,林妙茵在〈誰會說 enough is enough?〉[5] 翻出 2009 年政府於「公共圖書館內與六四事件相關的書籍」的書面回覆[6]:「香港公共圖書館一直以來均遵守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公共圖書館宣言』的各項原則採購圖書館資料,為讀者提供一個均衡及多元化的館藏,以配合不同年齡及各階層人士對資訊、研究、自學及善用餘暇方面的需要」[7],清楚揭示這些年來的崩壞。
我自問寫不出更好的評論,況且就算我真寫得出,對著無須向人民交代的政權,也注定沒有意義。我的評論很簡單,這些主事的官員都是小學雞(粵語的「中二病」,不,從中二再降到小學,應該是更遜一籌),連遊記和金庸評論都通通下架,只為彰顯「我話事,我唔受你玩,吹咩」。跟毫無文化的官員談「公共圖書館宣言」,根本對牛彈琴。
所謂「國安」早已被無限演繹,現在連演繹都嫌麻煩,特首回應記者提問,乾脆說「這些書仍在書店有售,如果市民想買,可以去買」。且不說很多被下架的書早已絕版,就算書店仍有售,如果「市民可以在書店買」也能成為下架的開脫,圖書館要來有個屁用,難道圖書館只收藏坊間買不到的禁書?
Hong Kong DeCentral Library
不過,細味特首的話,我卻發現裡面隱含了三大洞見。
- 這些書並非禁書,只是圖書館不再收藏而已。
- 想支持這些作者和出版社,還是自己到「下架書店」買吧,反正在圖書館借閱不會為作者帶來收入。
- 想保育這些作品,自己買回來好好保存吧,政府已經用行動說明,越是值得保存的文獻,圖書館越是銷毀,說下架就下架(不,我又錯了,根本就沒有說,只是傳媒查出而已)
受到特首的啟發,我決定自掏錢包,成立「香港去中央圖書館」(Hong Kong DeCentral Library,hkdcl.org),自己圖書館自己建。(說好了的「不再開坑」呢!?)
HKDCL 但求做一件事:掃瞄香港的紙本書報雜誌;畢竟,單是這一件事恐怕就得花上一輩子。我會購買專業的掃瞄器,聘請兼職,替朋友掃瞄已獲版權持有人授權製成電子版的書報,方便長期保存,也為日後進一步發展鋪路,比如說,只要版權持有人同意,掃瞄後的電子檔更可進一步出版成電子書。
請大家不要習慣恐懼,把事情想得太敏感,或者太複雜,我尊重知識產權,況且我膽小如鼠,連不合情理的法律也會緊守。HKDCL 不是跟政府對著幹,反而是自資替政府做其該做而不做的事。我們提供的,只不過是比昔日旺角中旅社商場內的複印店,先進一點點的服務而已,又或者如果你對美國有點認識的話,大可以把服務想像成 Kinko’s(咦,怎麼這個名字有點熟?)礙於資源極度有限,加上種種考量,恕 HKDCL 暫時不對外服務。如有查詢,可直接給我發電郵:[email protected]
我雖然喜歡閱讀與寫作,但不以愛書人自居,在資源緊絀的情況下成立 HKDCL,是考慮到過去幾年錯過很多保育香港歷史的機會,刻下的我,就像《大話西遊》的至尊寶,接受任命,戴上金剛圈,希望彌補遺憾。
借至尊寶的話:「曾經有一批珍貴的書籍放在我面前,我沒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時候我才後悔莫及,人世間最痛苦的事莫過於此。如果上天能夠給我一個再來一次的機會,我會對那些書說三個字,我 keep 你。如果非要為這些書加上一個期限,我希望是……一萬年。」
圖書館是社會的公共財
以上談及圖書館的重要性,相信沒有人會質疑,不過其實,你有多久沒去過圖書館了?
小學時代,我經常和同學去沙田瀝源圖書館借閱衛斯理,雖然那裡小得像私人會所的閱讀室,只有 2 千平方呎(56 坪)左右,卻充分發揮了圖書館應有的功能,並未因為倪匡反共的立場而下架衛斯理,讓童年沒錢買書,沒地方放書的我們吸取知識,培養閱讀興趣。
倪匡先生曾在《追龍》的前言寫下「要毀滅一個大城市,不一定是天災,也可以是人禍。人禍不一定是戰爭,幾個人的幾句話,幾個人的愚昧行動,可以令一個大城市徹底死亡」,真箇神預言。倪先生又於 2019 年說過「言論自由是一切自由之母,沒有言論自由便沒有任何其他自由」,假如他尚在人間,定會對當下的無恥政權直斥其非。
升讀中學,沙田中央圖書館開幕啟用,簡直覺得,嘩,不得了,好大啊,應該甚麼書都能找到吧。近年重臨舊地,難免有種「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的感覺。當年經常到沙田圖書館,不是因為我有多喜歡閱讀,而是它正好位於學校和我家之間。位於人流核心,讓市民不經意地流連,接受書本薰陶,培養閱讀興趣,正是圖書館應有的功用。
在中文大學的時代,除了 U-lib,我較常去聯合的胡忠圖書館,因為政治及行政的藏書比較集中。不過其實,相對於圖書館,還是更常泡碧秋樓和電腦實驗室,雖然當時的網站都非常陽春,卻是個很開放的年代,沒有 Great Firewall,沒有審查,只有互聯與交流。如果把 Internet 理解為「世界圖書館」,我也稱得上終日流連圖書館。
畢業後,我忙於適應另一個世界,有好一陣子幾乎絕跡於圖書館。不過自從 2021 年初失業(又稱斜槓、全職寫作),除了香港的茶餐廳、台灣的 cafe 外,另一個我流連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公共圖書館。最近的文章,就有兩三篇是在圖書館寫的。
公共圖書館是社會的縮影,有時候,我會快速翻一遍當天以及前一天的報紙,不是為了知道真相,而是取得印象,報紙都在說甚麼,怎麼說。還不夠的話,我還會翻翻雜誌。更多時候,我會一邊寫文章,一邊看著屏幕以外的眾生相,他們一般不是穿著校服的學生,就是我這種無業遊民,畢竟我都是在傳統辦公時間去圖書館。雖然稱不上甚麼科學統計,但從這些人的衣著、配備,通常讀哪一份報紙、哪一版,甚至閱報時的表情,總能感受到一個大概的、在地的印象。報紙架上剩的永遠是文匯、大公,難道會是巧合?
既云眾生,當然也有些人去圖書館不為書報雜誌典藏,我自己有時候就從頭到尾不碰館內的書報,甚至也不會用政府的 WiFi,只是用自己的筆電和 tethering 上網。我可能有點另類,但一直滑手機的,二人成行的交頭接耳,光是坐著打瞌睡的,都十分普遍,對他們來說,公共圖書館就是個有瓦遮頭,有空調的「榕樹頭」,雖然很難稱得上愛書之人,但他們都十分尊重這個公共空間,以及圖書館作為人類知識寶庫的神聖地位,至少比刪除人類歷史的管理者強得多。
圖書館保存人類歷史文化和普及知識,也是社會的縮影。希望大家多多關注,同時也珍惜社會資源,去你的香港公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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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credit: CC-BY edwin.11, rem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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