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半

有人覺得長有人覺得短。

我覺得要做成一件事情的話四年半算短,但同事和你共事了四年半算長,起碼足夠讓我appreciate。(btw,這陣子不敢說欣賞日本人的忠誠,怕俾人打)。

轉載自東叔:哭中大 悼理想

我一直關注母校,很早便聯署《哭中大》,二月底劉校長會見同學時,也在場。身為畢業多年的校友,我被師弟師妹的冤屈和悲情所觸動,為校長的保守、封閉和偏執而傷感。夜越近,天越暗,心越沈,終於,溝通大門給官腔關上,悲情轉化為悲憤,有人向一班校方高層大喊口號:「堅持中大理想,反對偽國際化!」在校長離去的一刻,不少同學更哭了出來!

大學,是談理想、堅持理想和弘揚理想的地方。

這年頭,一談「理想」,就會被標籤為「不切實際」。所謂「實際」,不離競爭力的提升和物質需要的滿足。「理想不能當飯吃」,是很流行的講法,「理想」似乎不能與「實際」共融,又或者,「理想」永遠要向「實際」讓路,先講「實際」,後談「理想」,才可取。

但甚麼是「理想」?「理想」之於人,之於大學,又有甚麼意義,有甚麼價值?

理想是歧義的,當然不止一種,粗疏地說,有俗和雅之分:前者其實是一般慾望和人生目標的同義詞,例如名、利、權力、高薪厚職和優美居所等,服膺主流價值,較為崇尚虛榮,重結果多於過程,重物質多於心靈,容易得隴望蜀;後者則是對某種道行或境界的嚮往和追求,出於赤子之心,講求個性與才能的發揮,渴求當先軀的成功感和滿足感,重知性或造詣的可持續發展,輕物慾,享受付出多於佔有,在追求過程中,成全自我。

一個真正有理想的人,喜歡創新和創造,志在分享,不志在爭奪和掠奪,較高遠和脫俗,較有情趣和有意思。

一個有理想的人,是一個理想的人。

一個理想社會,必須有一個理想:造就最多的人找尋理想。

理想的社會,不以財富來衡量人的價值,不以經濟表現作為成功標準,更不會把人當成生產工具,以提高效率或向股東交代為名,壓榨為實,扼殺其追求理想的自由和空間。理想的社會,視每一個人為獨特個體,而非單純貪圖豐衣足食的經濟動物。她以產生最大多數人最大的精神快樂為本,而非無止境地追逐經濟發展,以及鼓吹消費為上。

一個社會,有甚麼辦法追尋理想?其一是辦學,但不是辦提高競爭力為先的學,而是辦以人為本的學。何謂以人為本?就是以發揮人的多元性為本,以對人及對文化的尊重和關懷為本,把知性和德性的培養,凌駕職業訓練的需要。

一個理想社會最需要甚麼?是大量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公民,他們能督促社會,以免她走入唯經濟發展至上的死胡同。這種公民的中堅力量,是富人文精神、善於批判的知識分子。

大學,正是這種知識分子的搖籃和集中地。

大學要真正有益於社會,遠遠不止於為商界服務,提供英文良好和具所謂國際視野的僱員,更不止於知識的增進和承傳,她必須做一座燈塔,藉著批判社會的荒謬和不公,捍衛人類的精神文明;藉著本身僅有的開放和包容,抗衡主流,為公眾示範理想的生活態度和模式,展示各種主流以外的思考角度和可能。

大學要成為社會的燈塔,要有成為燈塔的文化和氛圍。

要有這種文化和氛圍,尤其在現今高度商業化的社會,便不能單靠個別知識分子的努力。

我們需要一個英明又開明的知識分子領袖,他要有精深的教育理念和理想,有人文精神的堅持和執著,有廣闊的文化視野和抱負,能繼往開來,擇善固執而不隨波逐流。

一所大學的校長,應是這樣的知識分子領袖,應是燈塔的最終守護者。

當然,大學有其現實一面,有其回饋商業社會訴求的需要,不能高談理想,妄顧現實,但理想和現實也不是完全對立,一個大學校長,若有足夠智慧,懂得權衡輕重,知所取捨,絕對可在二者之間找到均衡點。

但劉校長沒接受這種挑戰。他視中大為一間餐廳,視自己為東主,大學理想,在他眼中,充其量是一種食肆的賣點。

他甫上台,便雷厲風行地推行「國際化」,加劇教學語言的英語化,招收更多非本地生(內地生卻佔大多數),而且把絕大部分師生和校友蒙在鼓裡。一月下旬,中大學生報披露有關消息,大家才如夢初醒,反對聲即此起彼落。可是,對於各種反對者的論點,校方始終沒有正面回應,至今仍宣稱:所有爭議出於誤會;校長遲遲不表態,校方高層卻四出尋求傳媒界友好的支持,又閉門遊說校內異見人士(包括接見一位積極表態的普通同學),試圖在輿論層面淡化事件,以軟硬兼施的手法消弭反對聲音,在在顯示他們企業管理者的心態和作風,把一場富文化和學術意義的爭議,簡化為溝通不足、公關失誤之類的技術性問題。

終於,在「諮詢期」完結前數天,校長會見同學。除了重複《新春家書》的內容,他還再三強調:中大的雙語政策不變,英語授課的科目只增加4%。但這數字從何而來?它的基數包括哪些科目,是否包括那些早已轉用英語的科目?是一次性,還只是首年增幅,以後陸續有來?校方給予學生會的答覆是:由於部分學系仍在諮詢,暫時沒有具體數字。既然資料不齊全,校長又憑甚麼說是4%?

其實,中大的「國際化」和英語化並非始自今天—中大翻譯系創辦人孫述宇先生在一九七八年明報月刊一月號已撰文批評,在前兩任校長的經營下,不少學系已經去中文化或相當英語化,在這個背景下,再進一步使各招收非本地生學系(多達七成學系)的核心課程英語化,中文只會更加被邊緣化,校長聲稱,中大雙語政策的理想不變,根本有名無實,純粹誤導師生,誤導市民。

相較教育語言的爭議,「國際化」作為一種理想,似乎得到各方共識。然而,有關「國際化」的深入討論,譬如它所產生的種種矛盾和利益衝突,一直以來都相當缺乏,對於「國際化」的理解,亦人言人殊,由此推想,大家認同「國際化」,僅是大方向上的支持,並非有實質內容的共同理想。校長卻時刻強調,即使是反對他核心課程英語化的人,都不反對「國際化」,彷彿大家站在同一陣線,爭拗的都是枝節問題。事實果真如此?為了搞清楚彼此想法,把問題的癥結展露出來,會面期間,有同學要求劉校長闡釋「國際化」背後的理念,可惜,他又重彈舊調,泛泛而談,說國際化如何大勢所趨,如何促進文化交流及學生的英語水平。究竟是他欠缺深思熟慮,所以無法說清楚,還是「國際化」背後另有所圖,他根本覺得這類問題了無意義,所以避重就輕地答一通算了?

從表面上來看,「國際化」有助文化及知識的交流,從而刺激本土學術水平的提升,對任何大學來說,都值得追求,但現實比這簡單的推理複雜得多。首先,作為一種大學的理想,我們必須掌握它的理念、原則和價值標準,這樣才能說服以至凝聚全校師生一起追尋,才不會在追尋時迷途,才避免作出違背創校宗旨、違背「國際化」以促進多元性為依歸的決定,因此,以下問題不得不答:

究竟甚麼是國際化?國際化有哪些目的?國際化有甚麼代價?有哪些國際化?有哪些是適合中大/香港的國際化?如何避免中大過度英語化/美國化?如何深化國際化?甚麼是本土化?有甚麼強項和弱項?如何把自己所長「國際化」出去?如何取人所長補自己所短?如何在國際化和本土化之間取得平衡?……

另外,學術/文化交流有很多形式,有很多可挑選的對象,我們根據哪些標準選取?如何使交流的成效極大化(例如惠及其他院校,甚至中小學)?

交流是為了甚麼?滿足參與者的獵奇心,抑或和世界接軌?接軌又為了甚麼?是為了仿效先進世界(主要是美國)的發達模式,追逐各種世界第一的稱號,還是擴闊本地學生的思想、眼界和胸襟,讓其做一個有人文關懷的世界公民?
又,如何透過交流促進本地格物致知的學術風氣,緩和而不是加劇院校間急功近利的惡性競爭?……

從戰略層面來看,怎樣和一個文化霸權周旋,攝取人家的精華,又不致被對方征服,成為文化的附庸國?如何防止中大以至本港大學界成為學術殖民地?如何改善中大的學術環境和氣氛,增加學術精英留港發展的機會,而非變相替先進國培育人才,替先進國當價廉物美的研究基地?如何發展以亞洲/中國為中心的學術評審機制和學術傳統,可持續地促進本土研究的發展?…..

很多大學師生友好告訴我,近年本地最高學府,喜歡高薪聘用外國學界「猛人」,藉著其頂尖的研究表現和名氣,提升大學本身的學術地位(排名),並吸引優秀的中學生入讀,出產優秀的畢業生,以爭取更多政府撥款;有更多撥款,又可改善設施和購入先進儀器,吸引更多優秀學者和學生,在大學排名榜繼續攀升……如此這般,形成「良性」循環,名利的雪球便越滾越大。

談到中大理想,劉校長不忘弘揚我國文化;弘揚中國文化,他又總提及設立研究中心,延攬知名學者,這些做法不是不好,但太自行其是,太側重硬件的擴建,外援的輸入,前者往往成為聊備一格的示範單位(像現時的中國文化研究所),後者往往淪為庸俗的學術交易,對本地學術圈的均衡發展沒有幫助,正如西九龍計劃,單靠借助外國名牌,單靠興建博物館、藝術館和表演場地,但沒有長遠而漸進的文化及藝術教育/政策,是沒法使文藝在本港生根,遑說發揚光大。所以,早在去年十月底,校長首次在文化廣場會見同學時,我曾經問他:在推動「國際化」的同時,究竟有沒有長遠的文化政策?當時他支吾以對。事隔四個月,他的答案依然空泛,不免使人懷疑,「國際化」有甚麼理想可言。

楊綱凱副校長在接見藝術系同人時,明言非本地生拿八萬元出來,到中大唸書,總不能不滿足他們的要求。而根據中大校方(楊網凱副校長)給各學系的信(4, January, 2005),他更直言英語教學環境是國內學生選讀本地大學的主要考慮因素。換言之,中大的國際化,背後牽涉教育市場利益的爭奪,是商品化的產物。

以「國際化」之名把教育商品化,本身已值得商榷;沒充分評估進一步英語化的各種代價,沒認真審視中大的歷史和文化使命,沒深入研究中大在推動母語教學上的社會責任,便極速推行「國際化」,把創校先賢的理想束之高閣,還諸多掩飾,逃避指責,更應受到非議。

為何一個大學校長,越來越像一家企業的行政總裁?越來越沒有知識分子領袖的理想?

我實在不明白,有千人聯署《哭中大》,反對核心課程英語化,為何劉校長仍一意孤行?

為何劉校長不把計劃暫時擱置,先製訂一份諮詢文件,勾勒出中大的發展藍圖,闡明國際化背後的種種理念和邏輯,提供語言政策的各種可行性方案,供大家參詳、商議,共同摸索中大的未來,一來集思廣益,使有關改革更臻完善,二來可促進師生對改革的認同感,三來可推廣一種開明的校園文化,增加歸屬感,對社會也有啟迪作用?

為何劉校長不和其他大學校長加強聯繫,摒除門戶之見,謀求衷誠合作,互補長短,迎接全球化(特別是美國化)的挑戰,一方面積極學習和引進西方的先進知識,一方面發掘、善用中國/本土的文化和學術資源,長遠來說,共同發展出一個以亞洲/中國為重心的學術體系?

為何劉校長不在推動英語教學的同時,積極捍衛中文在世界/教學語言的地位,例如規定中大各系中文授課科目的比例,規定必修科最少有一組採用中文授課?

為何劉校長不首先正視中大本身的內憂外患,包括教學非人化、市場化、數量化、工廠化、商品化,以及無法估量的資源浪費問題—例如:中大圖書館酒店式大堂的旋轉門,使用者寥寥,其他翻新工程,重複多次,都華而不實;九九年范克廉樓多番大興土木,花百萬改建的休息室(俗稱玻璃房),不足兩載又拆毀改建;邵逸夫夫人樓天台,幾年前翻新一次,未幾,地板紛紛翹起,塑膠渠蓋如積木般瓦解,使用率極低,最近又重建—對症下藥,才推行名副其實的國際化?

在一次研究會上,有中大教師慨嘆,九十年代中至今,她在校園之內,同事之間,再沒聽過「理想」二字。

其實,在我們社會,在我們的日常語言之中,「理想」不是同樣缺席嗎?

多年在中大浪蕩,我發覺最美的不是吐露海景,不是三月杜鵑,不是天人合一亭,而是百萬大道的星空。

每逢深夜,大道兩旁的路燈便會熄滅,倘若天上無雲,漆黑的長空便鋪滿一顆顆亮晶晶的星。

大道的古樸、恢弘和典雅,在星空下,散發著淡泊的文人氣息和清幽的自然美。

她的幽美,只因不沾鬧市的霓虹。

捍衛中大理想小組成員
陳日東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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