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中國

七月一日,隨著《關於移動出版服務管理通知》生效,所有在大陸推出的手機遊戲需要先拿到廣電局的批文,業界風聲鶴唳。

準確點說,叫苦連天的其實只是獨立遊戲人和中小開發商,如果以市場份額算,大部分公司——佔大部分市場的小部分公司——可不曾抱怨。一來,廣電處的審批雖然繁複臃腫不合理,但大企業專人應付即可,反正本來就只經營十分政治正確的遊戲,審批政策出台後,流程是長了,成本是高了,但總體影響輕微。不,是影響正面才對,因為任你是Pokemon GO,不跟國內公司合作,在國內也是推出無門,換言之,本已極高的壁壘更進一步鞏固。再說,大企業就算真的對新政策有點不爽,也不見得會公然跟政府唱反調,而識時務地把精力投放在「南海是我們的」玩家吶喊助威活動。

相反,對於中小開發商和獨立遊戲人,審批政策卻是自主與倚賴,存在與離開,生存與死亡的分界線。手機遊戲產業一下子變了出版業,沒有書號,金庸都別想要出書。一份精心雕琢的文字不一定能賣錢,一個ISBN倒是永遠有價有市。對很多人來說,做出遊戲本已需要窮所有精力和資源,豈料要接觸玩家,又要跑通一大堆代理,未見官先打五十大板,只希望跌跌碰碰之後最終能面世。

部份港人認定大陸人的都是順民,甚至涼薄地指是人民自己選擇極權統治,無疑是為國家機器造勢。事實上在強權下想要發聲的蟻民多的是,只是要不被打壓得一乾二淨,還要讓外面的人也聽到,談何容易。以這次新政策為例,就引發不少民間行動,比如一位創業十年的廣州同業喻平,洋洋五千字的公開信《致李克强總理的一封信:正被斬斷的創業路》,情理兼備的吶喊,清晰地羅列出各部門之間政策的矛盾,對產業產生的衝擊,甚至主動建議出路,提出顧全審批和產業需要的具體建議。用「常識」就能推斷,結果是信件在所有國內門戶網站消失,名副其實投訴無門。至於上書者面對多少來自股東、員工和有關部門的壓力,那就不得而知。

除了上書,還有遊戲人搞群眾募資,半天之內達標,籌得五萬多人民幣,用來起訴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雖然行動未曾開始已經打定輸數,甚至有否維權律師去接這宗蝕本生意都成問題,但不得不說這是個進步。

當然,有能力承擔行動帶來的壓力和後果的終歸少數,但大多數的也並不沉默,論壇和聊天室上,除了個別的五毛,就算比較保守的意見,不涉及政治取態,都會認為新政策是讓一群受高等教育,用技術能力創作和維生的創業者,被一幫官僚拖累,即使再希望在家鄉發表作品的創業者,紛紛表示被逼移師國外。

撰稿之際,剛出走布拉格,重讀在書櫃封塵廿年的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跟寄居Airbnb的房東閒聊捷克的歷史,以為讓精神徹底出走,實際上卻念著諸多相似的家鄉。房東的祖父是個知名作家,雖不至於是米蘭昆特拉,也曾被共產政府收監11年。至於米蘭昆特拉,除了流放法國,以往更是小說在捷克被禁,反而先在海外發行並廣泛流傳。至於小說中提到布拉格之春,蘇聯入侵過後,一眾知名人士要不選擇簽下表態書支持政府,要不被逼失去醫生、編輯等終生志業而被派放當清潔工、司機等,也跟當下中港越益普遍的道歉和表態文化異曲同工。可幸的是,捷克人民已經從歷史的傷口中走出來,並在2013年首次直選總統,和平民主,自由富足。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2016.07.17 “Ryu vs Ken” 專欄

布拉格連儂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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